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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教授的传播哲学杂谈:始于沟通,兴起启蒙,传播学研究的何去何从

作者:达旭瑶    发布时间:2017-03-27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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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5日晚7点,我校新闻传播学院邀请了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吴飞教授,以“沟通与启蒙:传播哲学杂谈”为主题在雁塔校区2号教学楼新闻作品分析室举办了学术讲座。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孙江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人。
 
主讲人:吴飞教授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
我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孙江教授主持讲座

 
一、传播是什么?
 
讲座的开始,
吴飞教授首先对传播学研究提出了几个问题:
传播到底是什么?
传播对于人类的意义何在?
传播研究的元问题是什么?

人自原始开始,就一直和自然,和周围其他人,未来可能还要和如机器或外星人的它者进行斗争。人之所以进行斗争,是因为有欲望,有需求,想要过一种不同于斗争前的生活,但是在斗争中人要一直承受苦难,在这样的过程中,传播研究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沟通与传播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都认为它与我们的斗争过程息息相关,但是对于避免和化解这些斗争中的苦难,传播和沟通是否有效?
吴飞教授提出,传播学的研究一开始是从战争中发展出来的,目的在于研究如何能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战略传播如何有效等等。但是他本人认为,传播学的研究一开始走错了方向,在传播学的研究中,更应该重视如何超越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偏见去实现沟通交流,然而这样的研究思路在学术界目前并没有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对于此吴飞教授在自己出版的《重建巴比塔》用大篇章去探讨这个问题,希望能以此得到更多人的重视。
 
 
《重建巴比塔——吴飞谈传播学的想像力》
讲座中,吴飞教授概括了以往学者在关于这些的思考: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在冷战过后,人类冲突斗争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而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诺兰也说过在人类文明十字路口的当口,在各种问题中首要应该讨论的议题是如何避免“文明的冲突”以及一场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
在多年的传播学研究中,Communication一词意义多歧,随时间而不断流变,在不同的领域也有着不同的含义,但传播不仅是学术概念,也是人生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传播”应该回归到最原始的意义——“交往”、“交流”和“沟通”。而如今,关于“交流”的可能与不可能,既是日常生活的常项,也是政治世界中最具冲突的地带。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中说:“交流是现代人诸多渴望的记录簿。它召唤的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在乌托邦里,没有被误解的东西,人人敞开心扉,说话无拘无束……”尽管人们有社会关系缺失的痛感,力图实现“心心相印”式的完美交流,但由于受共同目标、媒介、内容、符号、手段等因素的局限,以及人类个体意识隔绝的既定特征,真正完美的交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研究领域,我们熟知的齐美尔、米德、库利、杜威、哈贝马斯、舒茨这些研究学者则是另外一个研究路数,他们更注重追求共同性问题,以符号互动论为起点,使用“想象”“移情”等关键概念,寻求建立人类交往的共同体,这背后实质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探索。传播是人类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因为传播与他人发生交往关系拥有了共同事物,所以人类拥有了社区、国家、群体,但不可避免也因为传播的缺失造成不同群体社群之间的偏见、歧视甚至迫害。
在关于这类问题的最后,吴飞教授提出,为何动物不具备“恶毒的”这样的精神,而“整体即个体”则揭示了人类不断的发现自我存在与世界中,恰恰是因为把我置于一种共通性中理解从而能够发现自我。
 

 
二、从启蒙与哲学之维来考察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吴飞教授谈了从沟通与启蒙的哲学之维来考察,启蒙运动反抗权威,支持理性主义,“启”发群众的“蒙”昧,在文化上持乐观态度,回归自然,认为宗教要自然化,倡导人权,作为一场反神学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化革命,启蒙运动冲击了各个思想文化领域,认为世间所有的事物都不存在不能被了解的领域。
 
吴飞教授讲座现场,在座老师和同学们认真听讲座
吴飞教授列举了彼得·盖伊、康德、莱布尼茨、笛卡尔、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等前人研究观点,描述了启蒙运动并非是西方现代的产物,也不是一定与西方现代性相关,启蒙在世界任何文化中都存在,为的是从根深蒂固的迷信中解放思想,进一步发展文明,甚至到了19世纪,出现了非理性主义,启蒙的表现形式成了“反启蒙”,破除对技术的迷信,对人掠夺自然权力的迷信,对宏大话语和普遍主义的迷信等等。
在非理性主义发展的思潮中,叔本华、尼采、马克斯·韦伯等都否认理性与科学具有认识实在、把握世界的绝对权威,西方学者以“启蒙辩证法”对现代社会中启蒙理性成为禁锢现代个体的新型话语霸权这一思想文化转型做出了批判性总结,在这样的思潮中,文化进入后启蒙时代,随着“哲学的肉身化”运动的推演,“身体”以及与之相关的欲望、快感、非理性、潜意识、无意识等概念日益成为西方理论家关注的焦点。
 
讲座现场

关于启蒙运动之后的媒介思想
在启蒙运动之后逐渐兴起的大众社会理论,就是从“大众非理性”的前提出发,认为媒介是肿瘤般的恶性力量,会转变腐化个体头脑,而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这场非理性思潮兴起了传播学领域中的魔弹理论,认为媒介的刺激能深入人的大脑,迅速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些思潮也影响了20世纪初期的新闻传播学者,如哈罗德·D·拉斯韦尔、沃尔特·李普曼、拉斯韦尔等,他们致力于研究集体符号如何与强烈感情联系在一起,激起群体行动。而这,是传播学研究理论的最初一批奠基者。
柯泽老师对讲座内容发表感想进行交流

 
在讲座的最后,吴飞教授谈到了现在的仿生技术和人工智能。尤瓦尔·赫拉利提出人类的进程其实是由算法来决定的,而在未来,人类的生化算法将会被超越,机器学习和人工神经可能会将之取代。而这样的观点,不禁让人细思极恐,但是我们回到讲座最开始的问题——人类的传播是由人的需求所产生的,人性拥有贪婪和恐惧,而机器是否拥有呢?即使机器未来会拥有,没有人的主动它又会怎么拥有?这样的问题是值得我们不断思考和探索的,而在讲座中关于传播学的哲学也有许多正在被研究中的问题,吴飞教授也提出,希望我们能够在传播学的学习中思考和探索这些问题。
 
图文/编辑:宋沁
责编:张豪、蔡艳
 

编辑:达旭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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